憂患中醫

1913年，美國醫史學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紹世界醫學史的專著——《醫學史》面世。全書近700頁，但有關中國醫學的內容不足一頁，且有謬誤。
時任中華醫學會會長的伍連德向嘉立森去函質疑，得其回復稱，「中國醫學或有所長，顧未見有以西文述之者，區區半頁之資料，猶屬外人之作，參考無從，遂難立說，簡略而誤，非余之咎。」
為「保存國粹，矯正外論」，伍連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載光陰，編纂一部英文《中國醫史》，維護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尊嚴。
如今，在大約70年的時光逝去後，面對西方醫學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勢，中國傳統醫學在國內的陣地劇烈收縮，面臨著比王、伍二人成書時更為艱難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醫出身，他們對傳統醫學的敬意，在今日的西醫身上，往往無跡可尋。
在不少人看來，當今的西醫大夫們，站在「科學」這面旗幟下，代表著先進，代言著文明，他們理應對中醫「玄學」不屑一顧，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來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所謂的「落後」、「愚昧」，已被較充分地提出並檢討，而西醫借「科學」之威，對中醫造成的傷害甚至是毀壞，尚未獲得充足的認識和省思。
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在醫療技術突飛猛進、醫療器械日新月異、藥品種類日益豐富之時，西醫醫生和患者溝通交流的時間趨於縮減，甚至病人會感慨自己在醫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統運行不正常的機器。
當溫情的醫患關係幾乎成為奢求，人們開始思考：醫學是不是病了？醫學對「科學」的狂熱追求，是不是在導致其背離自己「為病家謀幸福」的初衷？
此時此刻，中醫大夫望、聞、問、切的親和，簡、便、廉、驗的精誠，越發讓人懷念。
可放眼中國，能夠望、聞、問、切診斷，能夠辨證論治處方，且有一定療效的中醫大夫，估計只有1萬到3萬人了。有人擔心，今後中國人學正宗中醫，要像玄奘取經那樣遠赴異國。
此種焦慮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關注此事，熱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將採訪時間從1個小時延長到3個小時，就因為「中醫的事必須要好好談、認真談」，而中醫藥的主管部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這兩周來則一直以領導出差為由，婉拒採訪。

中醫堪憂！

中西醫結合：半個世紀的爭論
在為中西醫結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後，人們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點：作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相結合的國家，中國的這條路選對了嗎
「中西醫結合」方針已提出約半個世紀，今天仍在承受追問和質疑。
「這讓搞這個專業的一些人覺得尷尬」，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秘書長穆大偉說。
他告訴《瞭望》新聞週刊，中西醫結合的出發點本是「西學中」，即用西方現代醫學的方法整理、挖掘中醫藥學這個寶庫，然而，半個世紀後，西醫反客為主，其強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中西醫結合遭到西醫界的忽視、忽略，甚至在中醫那裡，也受到冷落，被認為名為發揚中醫、實則消滅中醫——「結合一點，消滅一點，完全結合，完全消滅」。
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以「振興中醫」為己任，該中心主任張曉彤是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之子。他對《瞭望》新聞週刊說：「中西醫結合就是西方為消滅中醫藥而射向中醫的一支暗箭。」
在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後，中國的醫道中人對中西醫結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點：作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相結合的國家，中國的這條路選對了嗎？

毛澤東：西醫學習中醫
有關政府官員對這一抉擇顯得頗為自信。
西醫出身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當過赤腳醫生，自稱為「野路子」的中西醫結合醫師。
2007年，他在中國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醫師分會成立大會上說：「我們的中西醫結合，應該說比西醫(或現代醫學)和中醫到了更高的一個階段，只是我們做得還不夠，如果哪一天我們真的做好了，我們一定是處在人類醫學裡面最高的境界。」
在這次講話中，韓啟德還表示，「中醫還是中醫，西醫還是西醫，我想永遠不能叫中西醫結合，也達不到結合。」
在他看來，中醫、西醫一起來解決問題，也是一個很好的結合，但從長遠、從根本上說，只有把中醫、西醫兩者結合，創造成一體，也就是創造出中國醫學，才能說真正達到中西醫結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澤東就萌生類似想法。他提出：「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這被認為是中西醫結合概念的原始出處。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國成立後召開的首屆全國衛生大會上，即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
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王振瑞是知名醫史專家，他向《瞭望》新聞週刊分析說：「團結中西醫是基於當時現實國情的一種必然選擇。」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面對民眾貧病交加、健康狀況較差的情況。中醫有幾十萬人的人員優勢，西醫有防治傳染病、地方病等的技術優勢。「在這種困難時刻，只有中西醫團結協作，才能迅速改善當時的醫療條件和衛生狀況。」王振瑞說。
他的研究還表明，在第一屆全國衛生大會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團結中西醫」外，還有一個雖未宣傳、卻在執行的中醫政策，即「中醫科學化」。
王振瑞說，此時的「中醫科學化」，其實說的是中醫醫生的科學化，即對經考核合格准予執業的中醫，通過「進修」進行現代醫學的改造，使其變成「科學醫」。
換言之，「中醫科學化」就是讓中醫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如解剖、生理、細菌、病理等。
此項政策執行幾年後，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當時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的檢討，題為《檢查我在衛生工作中的錯誤思想》。
賀誠暴露他的「錯誤思想」包括：「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雖然號召了中西醫互相學習，但在實際工作中則只著重要中醫學習西醫學」，「我的團結中醫是從臨時應急觀點出發，並且認為終必以西醫代替中醫」，「我認為中醫的前途將是：由城到鄉，由鄉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檢討的背景是，自1953年開始，毛澤東對衛生部輕視、歧視、限制中醫的做法提出批評。
1954年，毛澤東強調，「今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醫學習中醫，而不是中醫學西醫。」
當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的社論，認為：「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研究中醫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採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
此種氛圍下，1955年，衛生部舉辦了第一期全國性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下稱「西學中」班)。
「中西醫結合就是從西醫學習中醫開始的，西醫學習中醫是史無前例的創舉。」王振瑞評論道。

崔月犁：不知不覺把中醫消滅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刊發社論《開展祖國醫學的研究工作》，認為：「西醫學習中醫學術，必須是系統地學習，全面地接受，然後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說：「這是幾十年來一直發揮著指導作用的『系統學習，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針在媒體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當事人一度對「西學中」的意義不解，對學習中醫產生牴觸情緒。
李經緯是第一屆「西學中」班的學員，目前是中國著名醫史學家。去年他在《中華醫史雜誌》發表「八十自述」，提及當年他參加學習的狀態：「首先由於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決心系統閱讀歷代中醫外科著作與綜合性醫書之外科內容。」
1958年，李經緯等首屆「西學中」班學員畢業。
同年9月25日，衛生部呈遞《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央的報告》，稱學員們「逐步對中醫發生興趣，覺得越學越有內容。特別經過他們親手以中醫的學術治好了不少病人，他們親身體會到，用中醫學術治病，確有較高療效。比如：有一黃疸患者，病勢危急，西醫治療無效，後由學員李經緯用中醫辦法治好了 」。
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並說「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據穆大偉介紹，此後，全國有計劃地舉辦「西學中」班一直持續到1976年左右，各種脫產或不脫產的「西學中」班儼然成為一項群眾運動。
穆大偉認為，「西學中」班是中西醫結合人才培養的第一個里程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成長為中西醫結合的中堅力量，陳可冀、吳鹹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繼摘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多項大獎。
在「西學中」轟轟烈烈的勢頭下，1978年，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崔月犁看到的情況卻是，「中醫那時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寫道，「文革」前全國有371所縣以上的中醫院，最後只剩下171所，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醫掌權，裡面的醫療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醫，即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美聲唱法的音樂家)的調子」；同時，全國中醫職稱專業技術人員有34萬，僅佔總人口0.34‰，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級人員，高級職稱人員所佔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醫困難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導思想上不明確，不是在發展中醫或者發展西醫過程中進行中西醫結合，而是直接以西醫替代，嘴上承認中醫是科學，實際心裡還是認為中醫是落後的，不知不覺把中醫消滅了。」
「直接以西醫替代」，就是被一些中醫從業者詬病的「中醫西醫化」。他們認為，從結果上看，中西醫結合就是中醫西醫化。
張曉彤說：「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毛澤東沿襲他的政治理念，但醫學畢竟不同於政治，應該讓政治的歸政治，醫學的歸醫學。」
原衛生部中醫司司長、被稱為「中醫司令」的呂炳奎，1981年為《浙江中醫雜誌》撰寫《如何認識和對待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長期並存的問題》，認為，「『文革』前的17年，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工作出現過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於得到黨的重視，中醫事業得到了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績」，「『文革 』十年浩劫，中醫事業遭到了嚴重破壞」。
呂炳奎認為，「文革」期間，在中西醫結合方面形而上學猖獗，提出了「人人學中醫」、「在1985年要創造新醫藥學的雛形」、「赤腳醫生是中西醫結合的主力軍」等「聳人聽聞的、嚴重脫離實際的口號」。
結果是，「中西醫結合一時成了衛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隸屬於中西醫結合，服從於中西醫結合」，「西醫發展受了影響，中醫瀕臨被消滅的境地」。
張曉彤對「中西醫結合」的評價是「一個政治口號、一種行政號召」，「既然承認中醫是科學的，為什麼又將中醫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寄托在西醫學術身上？為什麼不 能讓中醫按照自身規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呢？中西醫結合就是要用西醫取代和改造中醫，它對中醫的傷害，比西醫更為嚴重」。

「純種馬優勢派」比拚「雜交稻優勢派」
穆大偉淡淡一笑，沒有正面反駁這種觀點：「的確聽到過這種說法，我認為他們不瞭解中西醫結合的目的，也不瞭解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方法。」
他強調，中西醫結合的使命從來都是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發展中國醫學科學，只是其採取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科學方法。
王振瑞認為，關於中西醫結合會使中醫學消亡的擔心是多餘的，幾十年的中西醫結合研究並沒有導致中醫學的部分的消亡，反而為中醫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鑒。一種科學能否存續，最終取決於社會對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喪失了社會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時，與其視之為消亡，倒不如認為其可貴的經驗和精神以新的形式獲得了永生」。
自19世紀西醫比較系統地傳入中國，就有人試圖調和中西醫，並發展成近代中醫的代表學派——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張錫純在上世紀上半葉因撰寫《醫學衷中參西錄》，被奉為「實驗派大師」。
張錫純的實驗，並未引發「中醫西醫化」和反「中醫西醫化」之間的爭論。
王振瑞認為，中西醫匯通派的醫家和中西醫結合的從業者，在「立場、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質區別」。前者站在中醫的立場上，用思辨和類比的方法，將西醫學知識融於傳統中醫學體系，建立新的中醫學即「新中醫」；後者立足兩種醫學之上，用實驗科學的方法，闡釋傳統中醫學的規律，發掘中醫學的理論精華和經驗真知，使之與現代醫學體系相融合，建立統一在實驗科學基礎上的新醫學。
張曉彤說，正是因為二者在出發點和目標上的巨大差異，中西醫匯通派仍屬中醫流派，中西醫結合則出自一種虛妄的想像。
具體而言，在研究對像上，中醫關注整體狀態下的人，西醫研究機體的結構和功能，從研究方法上，中醫重系統，西醫重還原，「這些難以中和的差異決定了中西醫的結合只能是一個看似美好的烏托邦」。
穆大偉強調，中西醫結合有初級階段、高級階段的差別。「初級階段的中西醫結合，包括診斷上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臨床上的治療方法與藥物相結合等，高級階段則是兩個醫學理論體系的融會貫通。」
王振瑞認可中西醫理論體系的相融難度甚大，中西醫結合基礎研究並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認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成功也是一種收穫。
長期從事醫學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醫學人文十五講》中將兩派比作「純種馬優勢派」和「雜交稻優勢派」。
王一方說：「我倒希望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去發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純』、又要『雜』這類的調和立場，在我看來，砸碎傳統的大革新家與堅守傳統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學革命學說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義者的選擇實在不容易。」

「海陸空」或「魏蜀吳」
1980年，衛生部召開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出台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
「這個方針明確了中醫、西醫和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的相對獨立性，標誌著中西醫結合邁入新的階段。」王振瑞說。
此後，有關部門又先後提出「促進中西醫結合」、「推動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的有機結合」、「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優勢」等方針。
王振瑞認為，「20多年來，中國政府保證中西醫結合的獨立學術地位，促進中西醫結合已經成為一貫性政策，雖然難以預料未來會否出現大的轉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誰都希望這三者要搞海陸空，不搞魏蜀吳。」
只是，在「中西醫並重」的政策下，西醫已佔盡優勢，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一直難以完全擺脫生存危機。僅從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二者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看，其總和仍與西醫有天壤之別。
王一方說：「科技領域裡卻偏偏有一個頑強的『中國醫學』概念的存在，實在是一個特例，它說明中西醫學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難度，也說明中國醫學具有較濃的人文特徵。」
韓啟德在前述講話中亦稱：「西醫在一個東方國家成為主流醫學，我想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像中國這樣自己的、原來的醫學，退到了非常非常邊緣的位置，而絕大部分被現代醫學占主要地位的情況，我想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他接著說：「反過來，就是中醫又這麼強大，這是很少見的，在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民族醫學，叫替代醫學也好，其他民間醫學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 們中國有這麼占主導地位的現代醫學，同時又有這麼歷史悠久，而且在現在還發揮著這麼強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統的醫學，我認為世界上是沒有的。」
著眼現實與未來，有人悲觀地認為，「中西醫並重」可能很難實現政策上的「公平發展」。對此，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為《當中醫遇上西醫》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專橫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獨尊之勢，除非傳統醫學能及時引進科學，利用科學，否則也只好安於自我封閉了。」
這也正是張曉彤們擔心的——「強者和弱者怎麼可能真的結合？強者是一定會要求弱者完全服從的，那弱者還能存在嗎？」

來自「科學」的擠壓
「老外也承認中餐好吃，他怎麼不要求大師傅給他說清楚為什麼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裡的哪種材料在起作用，憑什麼到了中醫這兒，就非得說個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當西醫的第一把手術刀成功切開中國患者的身體時，一場中西醫的療效競賽開始了。
2006年底《中國青年報》和騰訊網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87.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相信中醫」，但僅27.7%的人聲稱自己「如果生了病，願意首先看中醫」。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醫看，這是真的相信嗎？」張曉彤大聲說道，「我覺得中醫的民意正在喪失，失去民意，中醫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對百年來中醫的命運，充滿了失落感：「中醫在西醫所謂『科學』、『現代』等概念的擠壓下，遭了多大的罪呀。」

初入中國之時
西方醫學初入中國之時，並沒有給中醫造成「衝擊感」、「擠壓感」。中醫曾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踏著自主、穩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經典」、「十萬錦方」等醫學財富。
1796 年，英國醫生詹納發明種牛痘術以預防天花，卻遭到英國國內的質疑。直到1802年，種牛痘術才在歐洲大陸和美洲試用。1805年，牛痘接種法傳入中國，經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後提倡，漸漸取代了中國自行發明的人痘接種技術。詹納心生感慨：「中國人似乎比我家鄉的英國人更信賴種痘。」
「那個時候一些中醫的姿態是比較開放、比較包容的，並不覺得西方醫術是對自己的挑戰。」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醫史文獻學教授梁永宣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描述說。
據她介紹，早期西洋醫學主要是通過宗教傳播形式傳入中國的，傳教士們為了傳播基督教、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奔波來華。「起初傳教士也沒有刻意行醫，可能只是有心人發現行醫有利於傳教，才著意加大醫學技術的運用。這個道理很簡單，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當然會感激，此時邀請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當中醫遇上西醫》的作者區結成在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廣州設立眼科醫局的彼得帕克，雖然宣稱行醫有助於傳教，也因行醫時間『過多』，其美國教會團體一度終止贊助，後來派人到廣州考核，見他傳教確有成績，才恢復資助。」
梁永宣說，就中國的老百姓而言，他們不可能馬上接受傳教士的理論、教義，反而認為他們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規矩，「但是西醫用手術刀等方法，向中國人證明了自己迅速直觀的療效。」
在她看來，西藥起效快、手術比較直觀等原因，使西醫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獲得中上階層的認可。「讓中國人接受西醫，這個過程也是非常艱難的，先是懷疑，慢慢嘗試，最後才能信服。」
「西方醫學的社會服務能力較強也是西醫能夠動搖中醫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王振瑞說，西方醫學的社會服務能力，突出表現在公共衛生設施的建設和傳染病的預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國，早在19世紀上半葉就已經立法改善公共衛生，預防瘟疫。
「這些方面形成了對中醫的嚴峻挑戰。也就是說，中醫在針對各種傳染病的特異性群體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難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王振瑞說。

百年三次交鋒
在此種局面下，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更令中醫形勢急轉直下。
中國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強的欺凌，後者在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後，發奮崛起，居然擊敗中國。
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中國醫學被稱作「漢方醫」，漢方界醫師占主流地位。明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國醫學，「滅漢興洋」運動啟幕，漢方界醫師最終被全面取締。
此時在變革思潮湧動的中國國內，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被置於西方制度、西方學術等的對立面，遭到知識界的抨擊，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學校條例中，只提倡專門的西醫學校，導致「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評該項政策，開啟了中西醫第一次論爭。
全國19個省市的部分中醫界人士等，組織「醫藥救亡請願團」，要求將中醫納入教育計劃，遭北洋政府拒絕，中醫界的第一次「維權」以失敗告終。
1929年，官方明確提出廢除中醫。是年2月，在國民黨政府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留日醫學生余巖(余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並獲通過。此即「廢止中醫案」。
早在1917年，余巖即著《靈素商兌》，用西醫理論批判《黃帝內經》，攪起了中醫存廢之爭的軒然大波。該書被認為是全面攻擊中醫的一部代表作。
余巖認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且「以激烈的學術批判和政治手法並進」。
余巖提案一旦實施，中醫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醫藥人士紛紛抗議，成立「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成請願團，推舉代表赴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要求立即取消議案。時任衛生部長的薛篤弼，向請願代表表態：「我當一天部長，決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
王振瑞說：「中醫界雖然在此次鬥爭後獲得一定勝利，但國民黨政府對中醫的態度並沒有根本改變，他們後來的很多政策令中醫陷入困境。」
中西醫的第三次大交鋒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衛生大會上，余巖又提出《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主張用西醫基礎醫學的科目考核中醫，以達到「淘汰多數中醫」的目的。該草案雖然未獲通過，但提出的一些辦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實施。
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王斌將中醫歸為「封建醫」，認為其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因此，大會雖然提出「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但在執行中卻注重把中醫改造成西醫，引起中醫界人士不滿。
「這其實是在用『科學』這個漂亮的口號消滅中醫。」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中醫藥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成員杜艷艷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評論道。
據她介紹，當時中央文委副主任錢俊瑞發現了衛生部消滅中醫的做法並上報中央，黨中央在1953年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撤銷了賀誠、王斌的副部長職務，並 於 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報》開展了對中醫問題的討論和對賀誠、王斌的批判。中醫這時才又有了生機，獲得了暫時的發展。

「培養中醫掘墓人」
張曉彤認為，上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中醫史，「基本是一部中醫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夾雜著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兩塊小高地。」
他說，從1954年開始，國家陸續成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研究院，開展「西學中」(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廣州開辦中醫學院，培養了一批中醫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陽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下稱衡陽會議)，特別強調了中醫單位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的問題，對此後的中醫工作影響很大。」王振瑞說。
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在衡陽會議上提出了發展中醫的具體方針。
「此後，政府一直主張中西醫並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醫的發展一直不容樂觀。」張曉彤說。
杜艷艷所在的「中醫藥戰略研究課題組」成立於1992年。自2005年起，課題組每年發佈一份研究報告，在國內學術界知名度較高。
杜艷艷說，中醫面臨危機絕非危言聳聽，比如中醫教育，以某中醫藥大學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學計劃中的中醫學專業來看，中醫課時僅佔33.86%，西醫課時占39.38%，英語、計算機等公共課程占26.76%。
杜艷艷評論道：「中醫高等教育追求中、西醫兼顧，導致學生中醫不精、西醫不通，他們走上社會後，反而可能因中醫治療效果不理想導致人們不信任中醫，這也就是老中醫所說『培養中醫掘墓人』的中醫高等教育。」
再如中醫科研，杜艷艷說，國內對中醫科研的判定標準，基本上遵從西醫藥科研規範，一切按現代醫學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實驗室量化指標來執行，用分析還原的研究方法來證明中醫的「科學性」，這種只重視實驗數據的「中醫科研」項目，其成果很難應用於臨床。
張曉彤的評價是：「這是『研究中醫』，不是中醫科研。」在他看來，幾十年來，不僅見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繼往開來者，也沒見到如吳鞠通、葉天士、薛生白、 王夢英那樣依中醫理論研究溫病式的科學創新者。「都在那裡喊與時俱進，實際上卻是『與西俱進』，在人家的碗裡討飯吃。」
談到中醫醫療機構，杜艷艷說：「現在醫院裡的多數中醫大夫不是用中醫理論給患者治病，而是根據西醫的檢測結果給患者開中藥，這樣開出的中藥往往療效不好，中醫特色被嚴重淡化，治療結果很難讓患者滿意。」
「中藥的問題更是嚴重。」張曉彤說，自1835年西藥登陸中國，總共用過7000多種西藥，但目前只有1000餘種尚在臨床使用，其他6000多種都被淘汰了，這個淘汰的過程還在繼續，然而，現在對中藥是按照西藥的標準、政策來管理，講究搞清楚藥物起效的關鍵成分，「離開四氣五味，這還是中藥嗎？」
「這麼多的複雜問題，有關部門在很長的時間裡甚至不敢面對，總講形勢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國務院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才算正式承認這些問題存在。」張曉彤說。
這份意見指出的問題包括：「中醫藥特色優勢逐漸淡化，服務領域趨於萎縮；老中醫藥專家很多學術思想和經驗得不到傳承，一些特色診療技術、方法瀕臨失傳，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創新不足；中醫中藥發展不協調，野生中藥資源破壞嚴重；中醫藥發展基礎條件差，人才匱乏。」

梁啟超枉失「腎命」
2005年，經國務院批准，中國中醫研究院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
「稱『中醫研究院』，並不說明中醫不科學。有人很天真，以為名稱的改動，就可以終止『中醫不科學』的詰問了，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王振瑞說。
梁永宣直言，自從「科學」一詞被引入中國，就彷彿給中醫戴上了一個緊箍咒，「中醫不科學」的論調，百年來屢屢令中醫如芒在背。
中醫因陰陽五行、臟腑學說和經絡學說等晦澀的基礎理論，被視作「玄學」，近百年來一直被知識界認為「不科學」。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在《再造「病人」》一書中寫道：「『罵中醫』變成了五四以來西化知識分子的一項飯後運動。除主角丁文江外，還有陳獨秀、余雲岫、傅斯年等人的隨聲唱和。」
丁文江是中國地質科學的創始人，他自題一聯：「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1926年，圍繞樑啟超枉失「腎命」，在知識界引發中西醫孰優孰劣的大討論。
是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勸導下入住北京協和醫院，經檢查確定為右腎腫瘤，決定手術治療。然術中切下的「右腎」並無病變，血尿等症狀也未見好轉。梁啟超出院後請著名中醫唐天如施用中藥，血尿停止。
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陳西瀅據此寫作《盡信醫不如無醫》，稱在梁啟超初進醫院之時，就有中醫告訴他尿血的病不用手術，但梁啟超不聽，結果丟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齒。他因此對西醫的「試驗精神」大加嘲諷。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據此撰寫《我們病了怎麼辦》：「我們對科學，尤其是對醫學的信仰，是無涯浚的；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太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凡是有哀皮西(ABC——記者注)腦筋的，聽得慣這一套廢話？衝他們那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污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乾脆，單衝他們那身上收拾的乾淨，臉上表情的鎮定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
這兩篇譏諷西醫的文章激怒了魯迅，他發表《馬上日記》，矛頭直指陳西瀅和徐志摩：「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啟超選擇為科學辯護，希望人們不要因此而否定西醫的科學性，他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中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
王振瑞認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醫的評述，基本上不是對中醫認真研究的結論，而是為積極引進西學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矯枉過正的表現。」
中國中醫科學院編審、研究員傅景華認為，科學的本來含義來源於西方實驗研究，但是在中國卻經歷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與神化。泛化就是將科學定義為一切領域的知識體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實驗研究科學為標準；神化就是絕對真理化與宗教化的傾向。

誰來判定中醫療效
儘管難以逾越「科學」的鴻溝，中醫的療效卻在民間口耳相傳。
「醫學追求的目的是療效，臨床療效的高低是衡量醫學和醫生優劣的首要標準。」王振瑞說。
他認為，以個體診療為特點、個案記載為寫照的中醫療效，幾千年來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肯定和信任；但隨著以概率為尺度的統計學尤其是以多中心、長時期、大樣 本、隨機雙盲對照為特點的循證醫學的應用，使中醫有效個案的證據效力受到質疑，使中醫療效的傳統判定方法受到嚴峻的挑戰。
王振瑞說：「中醫療效的判定標準，是一項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不可重複』常常被當作否定中醫療效的根據，所以正確評價有效個案的證據效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他看來，一般寓於特殊之中，但特殊畢竟是特殊，就像沒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樣，真正的、完全的、絕對的重複是不存在的。「重複」驗證，只是肯定事物共性、 忽略事物個性的一種認識方法。「儘管探討共性對於總結規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臨床上特異的個體化醫療仍然應是醫學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醫還是亦步亦趨按照西醫定下的遊戲規則玩，中醫必死無疑。」張曉彤激烈反對「擁抱」西醫標準。
杜艷艷提出，中醫藥的出路在於擬定自己的標準，不再盲目跟西醫接軌，而是用療效的事實，讓西醫主動選擇跟中醫來接軌。
「看到一些搞中醫的主動去編中醫的英文詞典，我心裡會特別不是味。一方面，中醫的名詞翻譯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們這麼費勁西醫卻不太領情，人家並不很接受。我有時想，還不如不搞翻譯，就讓他們看中醫的療效，如果中醫確實解決問題，他們自己就會上門學中文，那是什麼勁頭？」
說到這裡，梁永宣歎了口氣：「中醫為什麼這麼沒有自信，這個問題我幾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認中餐好吃，他怎麼不要求大師傅給他說清楚為什麼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裡的哪種材料在起作用，憑什麼到了中醫這兒，就非得說個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編後：在有關專家眼中，「科學」在中國經過了泛化、西化與神化。泛化就是將科學定義為一切領域的知識體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實驗研究科學為標準；神化就是絕對真理化與宗教化的傾向。

用這樣的畸化「科學」觀研究中醫，將中醫逼進了理論與資源分配的死胡同。
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差別，是文化哲學上的根本差別，突破融通很難。
根本上講，中醫有自己的哲學體系，它認識世界、認識生命、認識疾病的方式與西醫有極大不同。
而對這樣的文化哲學，我們還有足夠的智慧去理解、傳承、發揚光大嗎？

針灸的「反攻」
「我們的研究不能總是依據國外的反饋。如果人家沒興趣，我們也就提不起勁、懶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動了真格，我們才想起來這本來是自己的國粹、自己的使命。」
在扎完頭部的3針後，李歡額頭微微出汗，她告訴趙百孝：「感覺有點脹。」
「這就對了」，趙百孝解釋說，針扎對了穴位，就會產生酸麻脹痛的針感，中醫稱之「得氣」，是激活經絡的表現。
依照中醫理論，這個「氣」，系人體生命的能量，循經絡運行全身，循行不暢就會感覺不適或出現各種病症，針刺使之暢通，通則不痛。
「西方現代醫學注重解剖，講究眼見為實，他們認為，經絡和氣看不見、摸不著，其是否存在，尚有待證明。」趙百孝對本刊記者說。
趙百孝是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學院院長，同時在國醫堂出針灸門診，素諳針灸之術。
他告訴本刊記者：「針灸仍然需要跟西方醫學磨合，但從目前來看，在中國擁有幾千年歷史的針灸，堪稱中醫走向世界的排頭兵，特別是它的針刺療法，已經被現代醫學在疼痛、康復等領域中應用，可以說已成為現代醫學的一部分。」

經絡存在嗎
西方亦有研究認為，針刺技術帶有很強的安慰劑作用。換言之，它的療效很可能來自心理安慰。
比如德國2005年曾組織一項耗資數千萬歐元的大型針灸臨床試驗，結論之一則是：「在一部分試驗中，專家分別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進行針灸，結果發現兩種情況對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當。」
趙百孝認為，針刺療法的確重視安慰的效果，但它本身的療效不應否認。
據他介紹，1997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曾彙集全球針灸專家，對針灸療法進行「科學評估」。結果顯示，對針灸適應症的範圍認定雖遠遠少於臨床實際應用的 範疇，但評估承認，針灸可以治療術後疼痛、噁心、腹脹、牙痛等症狀。此次評估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具有世界級影響。
2004 年，美國醫學雜誌《內科學紀事》刊登了一項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歷時4年、花費200多萬美元的針灸臨床研究結果。美國國家互補與替代醫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斯蒂芬斯羅博士認為，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為時最長、最嚴格的針灸試驗，用西醫中常用的嚴格的大型臨床試驗證明了針灸能緩解疼痛，改善關節炎患者的膝關節功能。
《黃帝內經》載：「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說，人體疾病，都可通過調整經絡氣血的功能活動，進而調節臟腑機能，達到治療的目的。
趙百孝說：「針灸治療確實有效，問題是西醫專家不能理解接受從經絡學說等中醫理論對針灸臨床治療和效應機制的闡釋。」
他解釋說，西方醫學的特點是講循證、講解剖，如果這個部位不舒服，他一定要找到致病因子，搞清楚這裡究竟發生了何種病變。他們難以理解人體的遠端部位間的聯繫，明明是頭痛，為什麼在遠端的腳上扎幾針就能治好？他們覺得根本講不通。
趙百孝評論道，「當然，中醫針灸要發展，也要接受來自西醫對針灸的挑戰——你必須拿出證據證明經絡存在，搞清楚它的實質是什麼。」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國內外一度出現追尋經絡的熱潮。
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孟慶雲在《中醫百話》一書中介紹道，研究者「用皮膚電阻、電位探測法、循經感傳測試、循經聲信息檢測、體表超弱冷光檢測、循經路線的同位素示蹤等方法研究經絡，目前，已經可以用不同方法將部分經脈循行路線顯示出來。
孟慶雲認為，當代學者提出了諸多關於經絡的假說是不足為怪的，「當代對經絡的研究，早已超越了『還原主義』的思路，而從信息觀念、用聲、光、電、熱、磁等方法，從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等多學科的先進技術來研究經絡」，「在某些方面，國外起步甚早」。
「總體而言，建國幾十年來，我們幾番試圖用近現代的科學技術來發現經絡，但困難重重、麻煩不斷。」趙百孝解釋說，從針灸來看，它的療效已經在人體得到證明，但你要去說理，要證明它為什麼產生療效，這其實是在研究中醫的經驗，而古人講的經驗來源於臨床實踐和理論推理，並不源於實驗，如果一定要用實驗的辦法去套這種經驗，那很困難。
他打了一個比方：「好比要你去研究優美的音樂為什麼能讓人心情舒暢，你要說清楚究竟是音符起作用，還是樂段起作用，這怎麼研究？」

「針灸外交」
並不是所有人都要求針灸必須對自己說個明白。
「西方一些比較前衛的、比較OPEN(開放)的人，他們看到針灸確有療效，一時搞不清原理，他們也認了。」趙百孝說。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隨行記者之一詹姆斯羅斯頓患闌尾炎，在北京協和醫院做闌尾切除術，並應用針灸療法消除術後疼痛。回國後，詹姆斯在《紐約時報》上撰寫了有關針刺麻醉的報道，在美國引起轟動，進而引發了一股針炙熱。
這就是與「乒乓外交」齊名的「針灸外交」。
據趙百孝介紹，「針灸外交」的背景還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方面，由於很多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西藥進不來；另一方面，國家經濟底子薄，開展「一把草、一根針」的中醫藥研究，對滿足人民群眾的醫療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針灸事業，掀起了學習針灸的熱潮。
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楊甲三編著的《針灸臨床取穴圖解》，創造了245萬冊的發行紀錄，這個數字數倍於當時全國中西醫生的人數總和。
1958年，上海施行針刺麻醉下扁桃體摘除術獲得成功。這種不打麻醉藥，靠針灸解決術中疼痛的療法，受到世界注目。
據記載，1958年毛澤東在一次便宴上，向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副院長兼針灸研究所所長朱璉祝賀針灸萬歲，並說「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要出國，將來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在理論更為豐滿後，1971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公佈中國針刺麻醉術的成功及其理論研究成果。
「『文革』期間提倡開門辦學，我記得，在我1975年讀初一的時候，我們的生理衛生課就講了簡單的針灸知識，如針刺合谷穴等。那時候，好像人人都會扎針。」趙百孝說，「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文革』期間推動了針灸發展，但同時又把針灸庸俗化了，這反而害了針灸。」
他說，在那個人人都會扎針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針。而且針灸有個特點，哪裡不舒服，就在那裡扎幾針，感覺就能好一點，你還很難分辨究竟誰的技術更高明。
接下來的情況是，「針灸的門檻降低了，收費自然上不去，針灸從業者找不到價值認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非常突出。」
據他介紹，針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針前還要焚香禱祝。在學針灸之前，老師會要學生先學功夫、練指力。在學針灸時，由於古代不學解剖，老師說這裡不能扎、這裡要斜著扎、這裡要扎多深等，學生都要牢記，或者靠自己摸索獲得知識。
「現代針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學生先練六個月的指力，練習時先扎1層棉紙，每天增加1層，如果扎到100層的時候，還能跟扎第1層時一樣輕鬆，指力才算達標，然後才能在人身上扎。」
趙百孝說，現在的針灸教學模式，往往是一個老師面對近百名學生，臨床基地少、臨床實踐少，學生練習動手的機會很少，「學生理論全知道，手上卻沒功夫」。
針灸的適應症也在不斷減少。「由於過分強調經濟效益，國內對針灸科室的發展不夠重視，針灸的臨床範圍也逐漸縮小，好多針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來了，給我們剩下一些別人不願意吃的雞肋。比如，針灸治療抑鬱症效果特別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趙百孝說

牽動著世界的神經
針灸在國內屢有「滑坡」的描述，但其在國外卻似乎毫無頹態。
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不完全統計，目前中醫藥已傳到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醫針灸醫療機構達10萬多家，針灸師有30萬~50萬人，針灸已經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取得合法地位。
「國外針炙熱度的確很高，但大家也不要產生錯覺，以為能挑戰西方醫學的主導地位了，其實，針灸只是在補充和替代醫學(CAM)中發展勢頭最好。」趙百孝說。
他分析說，一方面，西方醫學越來越傾向於設備競賽、人才培養成本越來越高。醫療費用不斷增長、西藥造成藥物損害等原因，為補充和替代醫學贏得發展機遇；另一方面，針灸的作用機制在補充和替代醫學中研究得比較透徹，療效比較確定，因而相對容易被接受。
中醫的治療方法從大的歸類上講，只有針、灸、藥三種，針灸是中醫非藥物療法的代表，推拿、拔罐等治療方法屬於針灸範圍之內。
「針灸已經被國際接受，但中藥真正走出國門還尚需時日。」趙百孝解釋說，與中藥相比，針灸是在可觀察的情況下向人體施針，而中藥是要進入人體，由於其成分非常多，十幾二十味藥熬在一起，究竟是誰在起作用就很難搞清楚，恰恰西方人對進入體內的東西一定要問個清楚，這就制約了中藥走向世界。
換言之，西方研究者希望在中藥中尋找其真正有效的成分，或搞清楚每種成分的功效，但傳統中醫認為，中藥療效乃各種成分間的相互作用，一旦弄清楚了它療效的關鍵成分，用這種有效成分製成的藥也就不能夠再被稱為中藥，而是一味西藥了。
比如青蒿素，這種從青蒿中提取的物質，目前是世界上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它就是由研究人員用還原分析的方法，經披沙揀金般的努力，從中藥中鑒別出來的，只是類似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數。
有的起初成功，後來卻遭遇失敗，比如小柴胡湯。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運用先進科技手段，按照西醫的研究思路，認為小柴胡湯可治療慢性肝炎。在臨床使用中，由於醫生不顧中醫辨證論治，將其作為治療肝病的常用藥，結果一些慢性肝炎患者有邪熱傷陰症時，仍被採用小柴胡湯治療，導致發生藥物不良反應，甚至死亡。
「中藥講究四氣五味、升降浮沉等中醫理論，脫離了這些，出問題就很難避免，但不瞭解的人說起來還把這種西藥當作中藥，反而傷害了中藥。」張曉彤說。
針灸也遭遇過類似的批評。由於一些針對針灸療效的研究，在實驗設計上不易做到中醫講究的「辨證論治」，針灸的現代化之路被抨擊為「針灸西化」。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美國，其針灸師的執照被稱為「針灸與東方醫學從業者」。有論者認為，這意味著，在他們眼中，針灸只是一種物理療法，或者是一門操作技術，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醫生行列。
趙百孝說，或許西方對某些針灸療效的研究還不深入，但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中國的研究者都感受到，他們確實在針灸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投了很多錢，積極地去弄清楚針灸的作用機制。
同樣，儘管中藥的作用機理仍顯得非常神秘，但它的療效也牽動著世界的神經。
2007年，英國《自然》雜誌發表社論：對科學家來說，中藥是如此「難以下嚥」，能否用一種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藥。
對此，趙百孝稍顯焦慮：「我們的研究不能總是依據國外的反饋。如果人家沒興趣，我們也就提不起勁、懶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動了真格，我們才想起來這本來是自己的國粹、自己的使命。」